注：本文发表于《方圆》杂志2019年6月下月刊

 

闲来读一本官箴书，看到清代康熙朝重臣刘兆麒写给老百姓的一则告示，其中有这么一段：

 

 

 

 

尔民不忍一朝，罔顾后患，往往以睚眦小忿，鼠雀微嫌，动辄兴词告讦，殊不知一经准行，身不由己。若遇清正官府，听断分明，虽不至害及身家，也不免追呼刑责之苦。乃有一种不肖有司，罔知洁己爱民，惟务婪私黩货，方准状之时，非家人衙役乞恩，即绅衿势豪关说；及审问之日，非朱价公费暗送，即乡亲游客抽丰。不论情理之短长，惟视钱财为曲直。而且衙门使用，则差人有费，押保亦有费，不止打点承行吏书。至于苛取赎锾，则被告有罚，原告亦有罚，甚而罚及地方干证。若其酷刑拷诈，狡计诛求，出人意表之外，又难臆度而枚举矣。所以小民一犯官司未有不身家随尽者，嗟尔乡愚何苦以太平无事之身，甘心为贪蠹咀嚼。怪此劣职，乃负兹诚求乳保之任，恣意为轩冕虎狼，真可怜可恨也。

 

 

 

 

这段话意在劝谕百姓息讼——告状到了官府，不仅免不了要吃苦受罪，遇到“不肖有司”，还可能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所以奉劝大家，安享太平，不要诉讼，免得自找苦吃。在历代的官箴书中，这样的劝诫几乎俯拾皆是，大多数言辞恳切，语重心长，但说教味比较浓，因为他们的起点都是孔夫子的一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有圣人的话一锤定音在前，后人的阐释不可能有太多发挥的余地。刘兆麒在这篇告示中却颇为实在地“自曝家丑”，不讲什么大道理，反正来衙门打官司对你没什么好处。

 

刘兆麒的告示只是中国古代广阔的“无讼”图景中一个小小的注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人推崇无讼，并不只是对圣人语录的坚定恪守，也不纯粹把它作为一种理想，而有很多实实在在的考量。首先，“无讼”并不是否定或者贬低司法。相反，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司法有着崇高的地位，“定纷止争”也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孔子本人就担任过鲁国的最高司法官大司寇。不轻易启动司法程序，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司法的尊重和敬畏。第二，“无讼”是司法资源分配的现实策略。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中国古代“王权止于县政”。根据《大清会典》记载，清代大概全国共有州县官1400多人，州县佐贰官3000多人，平均每州县只有佐贰2.1人，实际上大部分州县都没有设置县丞、主簿等官。有限的司法资源无法普及到更广阔的疆域，“无讼”实际上意味着鼓励更多诉讼以外的纠纷解决方式。第三，“无讼”也是对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保护。这一点刘兆麒说得比较透彻，民间更有“衙门口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衙门一点朱，民间一片血”的谚语。难以保证公正公平的司法，很可能带来二次伤害。

 

“无讼”作为教化的那一部分功能，当然因为不再有话语正当性而落寞了，但其基于现实考量而做出的指引却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尊重和敬畏司法，不轻易，更不能恶意启动司法程序；倡导替代纠纷解决机制，鼓励调解和解，设置简易程序，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而且这些现实的考量，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还会有新的价值。

 

首先，“无讼”是信息爆炸下一种以终为始的风险防范理念。信息大爆炸带来了风险大爆炸。信息技术让行动的效率无限提高，成本无限降低，同时也让风险种类和速度都无限扩张。作为个人与企业，在发表言论和做出行为之前，如果都能考虑可能存在的争议，在决策前加入规避争议的因素，就有可能避免陷入讼累的窘境。在这里，“无讼”指的就是一种对待风险的审慎态度。

 

其次，“无讼”是新熟人社会中一条行之有效的准则。一般都认为，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大规模生产和城市扩张打破了熟人社会的平静，从而进入到陌生人社会，进而必须依靠法治来调整行为。而信息技术革命正试图扭转这一趋势，重新构建起“鸡犬相闻”的新熟人社会，“地球村”是对此最老套而大胆的比喻。通过信息技术，在一个个新的熟人圈子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沟通更加便捷，互相依靠，互相熟悉，人们不再生活在孤岛中。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能体会到，这样的新熟人社会正在一步步到来。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以“无讼”为代表的行为准则将焕发出新的活力。

 

最后，“无讼”可能成为变化世界里一条必走之路。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在变化的列车上一直加速度前进。司法的权威向来依靠其专业性和确定性。而在这样的大变化面前，面对前所未有的新问题，面对瞬息万变的新事物，专业和确定不再那么容易获得。更多时候，我们也许不得不求助于抽象的正义和伦理，而不是具体的规则和裁判。最终解决争议的，也许不是法官，而是来自一个共同体的集体共识——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无讼”。

 

“天同文化”栏目由王真律师主持，我们希望借此传达天同的愿景、理念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