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所要叙述的，并非天同作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常规追求，而是一名“别有用心”的合作者与旁观者眼中的另类追求。

 

（二）

 

正郁兄在新近发表的大作“中国法典评注中的律师——为何、由何与如何”中说：“天同加入法典评注，或有歆羡，或有怀疑，或论无私，或论无谓。常有问及，律师为何参与法典评注？”我想，各种态度中，怀疑或无谓论者应属多数。实际上，天同捐资设立法典评注基金的这三年来，我也一直在心里问：天同为什么参与法典评注？总是隐隐有种把天同拖下水的歉疚感。

 

让我略感宽慰的是，这不是天同第一次“不务正业”。除以“专注于复杂重大商事争议解决”享誉业内外，天同另外一项备受关注的工作是天同码。当年蒋勇律师慧眼独具，将陈枝辉律师延揽旗下，俾使专心制作天同码，以为“天同知识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七年，陈律师几乎以一人之力，终以四千余万字、含两万余条裁判规则的“天同十八部”竟其全功。

 

 

 

 

一家律师事务所，为何对大规模的系统性案例编纂如此执着，并将其提升至“知识管理体系”的高度？一家律师事务所，又为何要致力于建立“知识管理体系”？蒋律师的解释是，“它对天同律师有价值，就必然对所有法律职业者有价值。也只有所有法律职业者都共享同样的知识基础与思维方法，才能共同更好地在法治实践中发挥作用。”换言之，此事非仅关乎一家律所，而是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

 

职业共同体无疑有着相似的职业，但如果仅限于此，恐怕只是“职业共同”而已。职业相似不会因此自然形成共同体，这尤其体现在法律职业领域。职业共同而为一体，如蒋律师所言，关键在于知识基础和思维方法。

 

从天同制作天同码的旨趣中，可以清楚看到此“不务正业”背后的追求，亦可理解为何天同愿以法典评注为己任。

 

（三）

 

不太记得是2018年底还是2019年初，正郁兄邀我拜访天同。在那个著名四合院的西厢房，我们一边喝茶抽烟，一边漫无边际闲聊。聊的内容大多已经忘记，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正郁兄谈到天同研究院。在我的理解中，正郁兄想要设立的研究院，类似于传说中专事武学研究的少林达摩院。那一刻，我仿佛看到古柏森森的庭院里老僧入定的画面，竟然心生驰往之意。二是聊到法律职业共同体，聊及法律学者与司法实务之间的隔阂与偏见，正郁兄言辞中透露的忧虑之情，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研究院须从长计议，合作无妨先行。得知我有意推进法典评注的工作后，正郁兄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当即表示高度认同，其中又尤为看重评注对于推动职业共同体形成的意义。2019年6月17日，天同捐资的南京大学法典评注基金正式成立。基金主要资助评注工作坊、评注讲座与评注年会三项活动及评注作品出版。

 

 

 

 

2019年7月20日，在天同无讼厅，法典评注工作坊第一期正式开坊，主题为漫谈式的“法典评注是什么”。此后，每期工作坊用一天时间讨论两篇评注作品。工作坊邀请二十人左右与会评议，其中一至二人主评，采闭门会议形式，以便评议人用最挑剔的眼光作最严苛的学术批评。这种工作模式，姚明斌教授称之为“会诊”。经过“会诊”的作品，手术矫治事属寻常，整体再造亦非罕见。由此带来的收益是，作品质量得到基本保障，工作坊纯粹率直的学术讨论氛围亦得以建立并成常态。

 

2020年初，新冠病疫突起。启动不足半年的法典评注活动旋即遭遇不可预知的持续障碍。幸赖所有参与者的鼎力支持，工作坊得以相对从容地见招拆招，视疫情变化在宁京沪三地相机切换地点。三年来，工作坊以游击战的策略举办十八期，评注作品基本实现“应坊尽坊”。

 

工作坊旨在内部交流，评注讲座则是开放性学术演讲。首期讲座举办于2019年9月7日，正在大陆学术交流的台湾大学吴从周教授应邀主讲。从周教授讲座当晚，能容纳数百人的南大法学院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这对于每届仅招收一百余名本科生的南大法学院而言，实属罕见。顺便一提，原本约请从周兄翌年再赴南大，为南大学子开设法学方法与案例研习课程，岂料世事无常，一别三年，再聚之日遥遥无期。每念及此，心中不免惆怅。同样因为受阻于疫情，讲座仅见缝插针式举办八期，未能实现每年四期的计划，殊为遗憾。

 

工作年会意在聚拢全部作者集中交流评注撰写中的一般问题。2019年11月23日，以“法典评注：比较观察与本土经验”为主题的第一届年会顺利举办，会上首发新书《合同法评注选》。本届年会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德国弗莱堡大学卜元石教授和日本静冈大学朱晔教授欣然受邀，不远万里专程回国参会，并允诺担任评注编委，为评注的中国化提供比较法经验。

 

因为疫情，2020年会遗憾停办。

2021年会主题为“评注方法论”。筹备过程一切顺利，但临近会期遭遇疫情反复，几乎再次被迫取消。所幸，在全体作者和特邀嘉宾的热情支持下，经过商议，年会形式于最后时刻改为宁京两地分设线下会场、多地线上参会。北京会场设于天同四合院，并在此首发新书《中国民法典评注·条文选注》第一、二册；南京方面，天同南京分所同仁不辞劳烦，几乎全员亲临南大法学院会场，为疫情寒潮笼罩的会场带来和煦暖阳。颇具戏剧性的是，南京会场离会次日，下榻酒店附近即发现病例，与会人员完美错开病毒全身而退。

 

 

 

 

基金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提供资金，虽然资金支持已经足够重要——缺乏资金，评注各项活动均无法开展，评注撰写与组织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亦未可知。正郁兄曾数次表示，天同之参与法典评注，并非简单的旁观者式资助，而是全面的实质合作。此非虚言。

 

十八期工作坊中，共有六期的线下举办地点为天同北京四合院或上海迴峰楼。此六期，大部分是在疫情期间，天同克服重重困难为工作坊的线下开展而创造的机会。比提供场所更重要的，是贡献时间和智力。天同同仁参加每一期评注讲座与每一次工作年会，更在百忙中参与强度极高的每期工作坊。参与评议的天同同仁准备之充分，发言之积极，常常迫使主持人行使权力控制时间，以便确保工作坊不至于过分延时。而所有参与方式中，最能体现实质合作的，无过于正郁兄之领衔天同同仁认领其中一个写作单元，成为法典评注作者团队的一员。目前，游冕律师已率先完成第一篇初稿，质量可圈可点。

 

（四）

 

上海迴峰楼的一次工作坊上，在西式典雅略带怀旧的会议室里，暖黄色灯光恰到好处地倾泻而下，映照出与会者激烈争辩的鲜活身影，温暖而充满生机。我调侃正郁兄：“天同越来越像研究机构了。”天同当然无意转型为研究机构，现实的学术研究在司法实务眼中形象亦未必有多正面，因此，这句话实在谈不上是恭维。

 

钟瑞庆教授发表于今年《法学家》第3期的一项实证研究显示，在“违约所造成的损失”问题上，学者见解与法官裁判可谓各行其是，即使不是“相互看不起”，至少是“相互不理睬”。违约损害赔偿如此，其他问题不太可能更乐观。如果学术和实务总是生活在平行世界，共同体从何谈起？

 

不相往来的现状，学术与实务双方均难辞其咎。走向合作的第一步也许是各自反躬自省。在此意义上，正郁兄对天同律师的内训名言——“脱离实践的理论只是可笑，脱离理论的实践才是可怕的”——可以理解为，天同在迈出第一步的同时，亦以谦卑姿态伸出橄榄枝。也许，寄托在橄榄枝上的期待才是天同最大的追求。

 

2022年6月17日

南京大学法典评注基金设立三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