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兄弟
和蒋勇相识于1995年,那年我和领导一起到最高法院汇报案件。时任最高法院行政庭领导在办公室听取了我们的汇报。蒋勇,那时领导叫他小蒋,在做记录。然后安排我们和领导一起在最高法院小食堂吃饭,他也作陪,饭后安排车辆把我们送到了机场。当时我们俩留下了联络电话。
回来后我们就汇报的案件情况通过几次电话,彼此间熟悉了起来,我才知道他是中国政法大学1994届的毕业生,比我小两届,当时刚从通县法院锻炼回到最高法院。蒋勇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就是他那双清澈的眼睛和真诚的笑容在第一时间就能感染你。由于年龄相仿,我们自然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隔三差五我们就用公家的长途电话通个电话交流。蒋勇说他和最高法院的一些同事在编写一些行政法的专业书籍,邀请我一起参与,我一听有稿费,当即表示赞成。印象中我们俩一起写了好几本书,有行政处罚法听证释义、还有行政诉讼及国家赔偿案例评析(具体名了忘了)。这个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我在法院的那些年,仔细研读了大量的行政诉讼及国家赔偿案例,这对我后来的审判和律师工作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当年互联网还不普及,网上也没有这么多资源,除了每年一辑的《人民法院案例选》外,我们接触不到太多的其他法院的案例。蒋勇利用在最高法院的工作便利,提供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判决书,我们就仔细的分析这些判决,分析证据写案例评析。这几年的业余时间,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学习中渡过的。在一起编书的过程中,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大约在1998年左右,最高法院审理了一件号称“审判级别最高、涉案标的最大、代理人员最豪华”的行政诉讼案件,深圳贤城大厦行政诉讼案。当年的审判长是最高人民法院罗豪才副院长,最高法院行政庭庭长、副庭长及几位组长共7人组成了合议庭,双方代理人有江平教授、应松年教授、袁曙宏教授、肖徇教授以及时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高宗泽会长等几乎是当时最豪华的阵容。最高法院组织全国部分法院行政审判人员旁听,我也专程到北京旁听了6天案件。那几天蒋勇天天陪着我,我也去了当时他在距离最高法院西侧几百米的位于东交民的一个小院内的宿舍,进了他家我才发现当时他住的地方是如此狭窄,房间里摆下一张床后,基本上再没有转身的空间。可蒋勇却毫不在意,兴致勃勃的告诉我他是全中国住在离天安门广场最近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02益友
2000年初,我决定辞职离开法院,专门打电话给蒋勇告知我的决定,没想到蒋勇告诉我他也刚递交了辞职申请。就这样,我们在同一时间离开了体制。共同开始了长达20年的律师生涯。
2001年左右,我认识了蒋勇的第一个助手,也就是现在天同深圳的负责人陈耀权律师,当时陈律师研究生还没毕业。2002年,蒋勇成立了天同律师事务所,在随后的20多年,我见证了天同从红都商务会馆到东方广场,再到南湾子胡同的发展历程。大约在2003年左右,蒋勇到福州开一个庭,那段时间刚做律师不久,自觉不自觉的在各种场合都是西装领带。在酒店我发现蒋勇没带领带,就拉着他去商场买了条当时的名牌领带。回来后,我发现蒋勇居然不会系领带,就帮他打好领带。他把领带搞成拉链式的,便于下次再系。在这之后的十多年,我们总讲起这件事,哈哈大笑。他总是说,我的第一条领带是许永东买的。
2013年左右,当时的律师行业兴起了一股相互学习的热潮,我们几家坚持公司化管理的律师事务所组织了一个不定期交流管理经验的朋友圈,大家经常在一起分享和交流。在杭州西子湖畔的畅想法律互联网的未来、在寒冬苏州的吴门人家律师行业发展的围炉夜话、武夷山崇阳溪边法律服务标准的品茗交流,贵阳花溪湿地公园一体化还是提成制的激烈交锋。让我们这一批在中国律师界坚持公司化的一群人相互学习。在这个群体里,蒋勇成了我们的核心和串起我们这群朋友的那根丝线。
2020年10月,我的研究生同学莫琼组织了朋友圈的同行们在北京雁栖湖的聚会,三天时间,大家分享了领导力的进阶之路。李海波律师还到游泳池拍了好几张蒋勇游泳的照片。结束后,我们俩还一起去看了当年我们在法院的老领导,在小院里,他还脱了鞋兴致勃勃的在小院子里摘葡萄。可是没想到,这次的见面竟然成了我们的最后一面。
03良师
天同搬到南湾子胡同后,我是那里的常客。每次到天同,我必到他们的那面业绩墙前面,看看他们近期又赢了什么大案。每次回来,我必定和同事们分享天同的精细化作业流程和新思路。在2014年起,蒋勇开始在全国巡讲天同的法律服务标准化流程和产品,有的时候他一天在两个城市巡讲。那个时间段,是蒋勇最忙碌的时间,除了全国巡讲,他还录制《每周蒋讲》。每周谈一个主题,几年下来,集合成了四本专辑。那个时间段我和蒋勇见面的时间经常是在晚上甚至在后半夜,经常我们约好了一个城市的酒店,我在酒店在大堂等他到后半夜,然后听他聊最近一段时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恍然间,我们又回到十多年前天安门边的那间局促的小屋。虽然我们俩都双鬓染霜,但他仍然是那个少年。这段时间,蒋勇在全国掀起了一阵旋风,成为了全国律师最熟悉的律师,成了许多年轻律师口中的蒋老师,天同和天同开放日成了很多律师必去的场所。有一天,他从包里拿出7部手机,把我吓了一跳。他得意的告诉我,每部手机微信里都有一个蒋勇。7部手机里的7个蒋勇有一个单独的微信群。也就是说,他手机微信群里的好友超过了30000人,这其中多数是律师。我曾经想问他,这样做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但看完四辑的《每周蒋讲》后,答案已尽在其中。
04慈父
我们之间的这种跨越20年的友谊,让我们两家人间也彼此熟悉。2018年的端午节,我是在北京和蒋勇一家一起过的,那天他开车和我专程去了趟龙泉寺。说到曾经专门和无讼团队在龙泉寺闭关,寻找无讼的发展方向。我们边走边聊,兴致所至,他到路边摘下柳条编了两只草帽我们一人一只戴在头上,一副玩皮的模样。
当天下午回到家后,我们俩在茶室喝茶,这时候他的女儿突然跑进来,蒋勇和女儿在我对面亲热的聊天,父女俩的状态让我见到了蒋大律师的另一面。我用手机拍了一张父女俩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中蒋勇满眼的柔情让我感动。
2020年,是拓维创办10周年的日子,我曾邀请蒋勇专门录制了一个视频,原计划在10周年庆典播放,他很认真的在办公室专门为拓维录制了一段视频。但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我们取消了原计划的庆典,这个视频也没有播放。趁这个机会,通过这个视频,让我们再次缅怀蒋勇。
蒋勇离开我们的那一天,海波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是。海波在电话里突然大声哭了出来。在八宝山,追悼会的前一天,去向他做最后的告别,耀权在为蒋勇守灵,看到我,耀权抱着我失声痛哭。
去年的6月25日,蒋勇离我们而去的第三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这样一段文字:
二十一年创业路天同无讼犹记当年每周蒋讲时涓涓细流浇灌律政人,
二十六载兄弟情亦师亦友难忘无数促膝长谈夜燃灯不灭化为天上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