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作者为尼尔斯·扬森（德国明斯特大学法律史研究所罗马法教授），本译文曾发表于《南大法学》2022年第1期，第159-174页。

 

译者按：

德国Mohr Siebeck出版社2020年推出的《法律评注——一个国际性的比较》（Juristische Kommentare: Ein internationaler Vegleich）系全景式介绍世界各国法律评注发展历史和现状的法学论文集，它不仅从国别角度以详实的史料和丰富的实例介绍了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西班牙等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和英国、美国等普通法系国家的评注或“类评注”的发展演变，而且以法律评注的发祥地——德国的评注为参照，揭示了各国评注的不同特点和对本国法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此外，该论文集还跳脱国别的视角，针对“评注在国际法和跨国法中如何施展”贡献了三篇颇有分量的研究论文。

就国别研究而言，论文作者要么是研究对象国的本国学者，要么是多年任教于该国的德国籍学者，且无一例外都具有深厚的德国法背景。这使得整本论文集既能快速而有效地将读者带入不同国家的法史现场，又能使不同国别的法律素材始终框定在德国法的“取景框”里，全书因而呈现出“形散而神凝”的气韵。三位主编系德国法学界老、中、青三代的代表性人物莱因哈德·齐默尔曼（Reinhard Zimmermann）、尼尔斯·扬森（Nils Jansen）和达维德·凯斯特勒-兰帕特尔（David Kästle-Lamparter），他们亦从宏观视角对德国评注乃至世界各国的评注奉献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这一切，对于我国正如火如荼开展的民法典评注，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鉴于此，我们邀请具有德国法背景的学界同仁翻译了论文集的上述篇什，以飨读者。

 

目录

一、出发点

二、评注与教科书

三、法律评注

四、教科书

五、司法裁判与法律科学

摘要：法律评注是德国法典化运动的产物，它的出现使法律科学不再脱离司法实践。因为对现行法的诠释始终以判例法为依托，法律评注取代大部头的法学著作和教科书而成为德国法学文献的标准形式，并将法学者与法律实务工作者团结在评注这一平台之上。作为法教义学的重要传播媒介，法律评注致力于将法律科学和司法裁判联系起来，并追求成文法的内部体系化，使制定法更具实用性。法律评注的百年发展史，不仅成就了作为技艺的法学，而且对于将现行法理解为成文法和判例法相融合的产物作出了贡献，并在这个意义上推动了法的续造。

关键词：法律评注；教科书；司法判例；法律科学

 

 

 

出发点

法学文献的形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反映了法律人在方法论上的自洽以及他们对法律体系的想象。举例来说，经院式的标准注释就既代表了中世纪法学院诠释罗马法的权威性，也反映了孜孜以求的法律人对其文本的解读，使铺陈于文本中的法律上的事实以更清晰的面目昭示于人。[1]与此相仿，潘德克顿法学教科书以及德国十九世纪国家法理论，不仅恰如它们在历史学派中最初被描述的那样呈现了本体系的有机联系，而且也是法学学术精英理论自洽的一种表达——使现行法按照法律人所建构的法的形式推动国家向前发展。[2]

有鉴于此，十九世纪以降，“凡有法典编纂之法域，其评注必以夺目的光彩闪亮登场”——被德国法反复佐证。早在十九世纪，特别法延伸出的法律评注便因其实践品性的彰显而广为人知。[3]最初被德皇时期的商法和刑法及其评注所应验的上述格言，[4]及至二十世纪初——不仅因为围绕新出炉的《德国民法典》涌现了大量著名的法典评注，[5]还由于国家法领域也出现了针对《魏玛宪法》的“Anschütz法律评注”[6]——得到了更加令人信服的确证。时下的联邦德国，行政法是实质意义上最新近的法典，但其最终亦无法逃离要在法律评注中去寻找其存在感的铁律。[7]有关法律评注发展史上的重要史料和事实，David Kästle-Lamparter已经做了详尽的梳理和汇编，[8]无需再添蛇足之笔。[9]值得探讨的是法律评注和其他法学“标准化文献”（Standardliteratur）形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和实用手册以及教科书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对其观察归纳为下列15种主要观点并详述之。

 

 

 

评注与教科书

观察1：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有关《德国民法典》的重要评注如同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刑法典评注”和“商法典评注”以及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针对“魏玛的帝国宪法”的Anschütz评注[10]一样，跃升为权威的法律书籍（books of authority）。[11]

只有当法律人熟悉法律的体系化框架和概念谱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司法裁判时，法典化的法律才会得到正确的适用——对于二十世纪的德国法律人而言，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法律评注则以简便的打开方式为法典化法律的适用储备了必要的教义学知识。因为现行法与其说是通过法律条文来向世人简单直白地宣化自己，毋宁说是藉由法律评注的条分缕析而让法律人由表及里深解其奥义。

观察2：评注这种文献形式能够有效促成从普通的“潘德克顿法”以及“普通的德国国家法”[12]到法典化之法律的演进。[13]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评注就在德国法教义学的论辩中成就了法学文献的核心地位，以Windscheid[14] 和Laband[15]为代表的法学家所撰写的那些大部头的潘德克顿法学著作和国家法教科书所盘踞已久的显赫地位也被迅速地取而代之。[16]

对成文法典加以评注具有重要意义，尤其还在于，评注是将对私法上的、国家法上的学术争端转换到针对国家颁布的成文法上来的一种表达。这种转换显然不止是对法典编纂做一个首尾呼应、逻辑自洽的简单说明，[17]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清醒自觉的观点转换的基础上，但对这种转换（只作描述）又并不去做进一步的深究。[18]

观察3：长久以来，评注都无意要去完全取代潘德克顿教科书已有的江湖地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除了评注，“大部头教科书”和便携式教科书在所有的法学“标准化文献”中仍占据着中心位置。[19]直到二十世纪末期，评注才在私法领域的交锋中跻身于主导性传播媒介（Leitmedium）的行列。

观察4：自1900年之后，评注和教科书便实现了功能上的分野，即一边是“对法典的逐条解释”，一边是以大学教学为目的的教义学体系构建。[20]评注致力于将科学理论和司法裁判联系起来，[21]而教科书与生俱来便是科学意义上的法教义学的主要传播媒介。[22]对法律做科学意义上的教义学处理，评注这一形式总体上显得捉襟见肘（ungünstig）；[23]与此相应，人们并不期待其对科学意义上的法的续造能提供教义学上的创新和贡献，反之，这更多是由教科书来实现的。[24]

 

 

 

法律评注

观察5：法律评注历经二十世纪的岁月淘洗才打磨出我们今天所习见的样貌。[25]早在十九世纪，大部分评注仍首先侧重于对法条的注释（annotieren），即便在《德国民法典》问世后，有关该法典的大多数评注仍在其内容体系上围绕着法条原文兜兜转转，直至上世纪二十年代。[26]与此相对，日渐体系化的法律评注形式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尤为值得一提的是Staub和Baumbach编撰的以一目了然的结构形式将理论和实务融合成复合形式知识体系的简明法律评注，[27]以及甫一问世便以体系化的多卷本形式呈现的Planck评注,[28]奠定了今天法律评注的风格。就此而言，在今天的民法典评注中，Palandt民法典评注和慕尼黑民法典评注（Münchener Kommentar）[29]堪称典范[30]。

观察6：由Staub在评注中所创设的那些纲领性的条目，[31]虽然在不断修订再版[32]的评注中仍一成不变继而难逃刻板守旧的指摘，但也由此日渐明晰了评注须同时满足实务和学术乃至教学需求的总体目标，[33]并使其成为现代法律评注依然坚守至今的外在形式——它兼具不断对标法律实务的品性，[34]因而能“在其预设的目标中找到其奔行的疆界，成为可为司法裁判提供参照系的工具书”。[35]

在德国法的共同法传统中，学术研究与司法裁判相互并不排斥。因为在德国所教授的这些法律最初都源自意大利北方的法学院，是法律科学的产物。自彼时以来，是大学而非法院，在源源不断地创造法学新知，并始终保持着其在知识场域的核心地位，直至近代。法学教授们所撰写的论文和著作不仅塑造着法学的语言风格，甚至浸润着法律人的思想。[36]时至今日，那些即便没有什么学术抱负的法律人也会为了获得象征学术名望的博士头衔而拼尽全力；而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在司法实务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法律人，至少还会从事一项学术研究的工作。德国的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虽然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已实现了明确的分野，[37]然而随着法典化运动的扩张和司法裁判地位的擢升，在法的续造的过程中，法学理论正逐渐丧失其主导地位。[38]因此，有影响力的法学精英们正冲出法学研究的藩篱，投身于联邦部委、各级法院和大小律所等各类法律实务部门，以期实现自己的新价值。所以，当Gottlieb Planck极具清醒意识地阐明，他的法律评注所追求的“并不是对一部新法提供学术上的加工（Bearbeitung）”时，[39]其作为法律评注的权威性并未受到丝毫的减损。

教授们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类法律评注界定为“在学术上更加深入的描述方式”；[40]那些举足轻重的注释者们认为，在此并不存在会减损评注权威性的不当之处，反倒是这样的描述方式更好地维护了其权威性。[41]但如果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对此加以观察和比较，不难发现，其自始与评价问题无涉。关键在于，教科书以大学课堂讨论为目标，面向教授和大学生是其最初的话语模式，[42]而那些大部头的法律评注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司法裁判的需要提供信息，[43]而且时至今日仍坚守这一目标。[44]虽然在评注作者中间早已不乏教授的身影，然而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种情况并不普遍。[45]而教授作者只有在首先考虑是为法官和律师而写作的时候，他们的评注才是成功的。[46]因此，那些学究味浓厚的评注会逐渐被人遗忘，[47]实践家们（Olshausen;[48]Staub; Baumbach）在评注发展过程中以其实质创新脱颖而出，[49]以及“科学”的法学的基本技艺（对一个法条或一项具体法律制度的基本法理用文字加以概括和表述；对这种表述进行体系化建构）可服务于法律评注的目的，就都不足为奇了。[50]

观察7：1900年之后，法律评注首先作为一门法学的技艺展现在世人面前。根据评注所具有的信息功能，能否掌握这门技艺，其关键在于是否对所掌握的材料做适用性处理。无论是“自己的思想”还是特别理论框架的蛛丝马迹，评注都要尽可能地对其抱持开放吸纳的态度。[51]

经常再版的Staudinger民法典评注，其新加入的作者通常都会吸收前任作者越来越细致的评注内容，非但没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有失体统，[52]而且时至今日，德国出版社仍在恪守这一传统。[53]上世纪初，在由集体作者撰写的法律评注中，单个作者是不在自己评注的法条下署名的。[54]人们在引注评注内容时，通常只标注评注主编的姓名，而不提及具体法条的评注撰写人。[55]这种情况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改变，[56]所以单个法条的评注作者在今天是可以作为独立作者被识别的。

观察8：法律评注以法律体系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展开。[57]但已经自成体系的评注无意追求自身体系的发达，而是致力于完善法本身的体系。[58]

法律评注在教义学体系上的贡献，首先在于对被评注法条的构成要件从其内部做了体系化处理，对相关案例进行了更精确的表述，并进一步澄清了相关法律术语。在这个意义上，法律评注始终逡巡在法律教义学的皮表，所幸在二十世纪长达百年的岁月砥砺中，它们在法学的专业技能上得到了自由的发展。[59]

 

 

 

教科书

观察9：二十世纪初，教科书天然就是科学意义上的法教义学的通常表现形式，正如它们通常都是由法学教授撰写一样。当时，一个新生代的作者会将潘德克顿法学那些大部头教科书所蕴含的传统与各州的地方法律联系起来，而这些各州的地方法律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主要是作为共同法[60]亦即地方法[61]的权威而存在的。

新教科书从来不将延续旧的潘德克顿法体系作为自己的目标，[62]反而是教义学与生俱来饱含创新的动力：它关乎“原则的构成”，关乎“法的架构”[63]，以及心心念念的法的续造；[64]它关注的是，《德国民法典》的“内部体系”，[65]作为原则的体系该如何理解？[66]也就是要重新构建那些支撑起整部民法典的一般原则，并且使法典中的各项具体规定和这些一般原则之间的精神联系清晰可见。[67]而且教科书后来会形成一种格式，源自法教义学的新方法或者科学想象会在其中得到体系化的发展。[68]而对于单一问题，大部头教科书从来不会去追求完备性，[69]因为无懈可击的信息对判例法的发展给不了任何启迪。[70]

 

 

 

司法裁判与法律科学

观察10：1900年之后涌现的各类《德国民法典》评注，其显著区别首先体现在它们对司法裁判的评价迥然有别，因此对现行法的理解也就参差不一。

鉴于此，在着手搜集和整理相关司法判例用于准备评注的撰写时，要明确优先考虑到未来司法实践的需要。Warneyer撰写的法律评注于1923年首次出版时，在评注正文前非常直观地罗列出了其所参考的文献，包括所引用的司法判例；基于这些判例，评注有些地方省略了教义学的论证说理，而仅仅围绕判例本身说理就足以完成评注法条的任务。[71]而在其他法律评注中引用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判例的做法，则早已有之，且蔚为流行（如Planck评注、[72]Staudinger评注[73]和Oertmann评注[74]），甚至在帝国法院委员会撰写的评注中已成为必备要素。[75]评注作者对于司法裁判的意义以及评注本身所肩负的任务，其在最初的认识可谓千差万别。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评注皆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即试图阐明应该如何正确地去适用法律；所以他们对司法判例的处理通常都是仅将其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而无所谓其特殊意义或者权威性（如Planck评注[76]和Oertmann评注[77]）。日渐增长的大多数评注都将其任务界定为：呈现法律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状况（如Staudinger评注、Warneyer评注和Baumbach评注）。在这些评注中，法律似乎早已被涂抹上了司法裁判的油彩；最高法院的判例甫一作出，旋即就会在评注中被当作一种特殊的权威来尊崇，而在解释相关法律问题时更会被当作一种有拘束力的“说明”加以援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Staudinger评注从一开始就奉行这一原则，[78]随后，帝国法院委员会编撰的评注[79]以及自Baumbach评注问世以来由Liebmann和Beck这两家出版社出版的简明评注也都奉此为圭臬[80]）。自Baumbach评注之后，原则上，对司法判例的引用越来越趋向于那些具有说服力的最新判例。[81]相较于过去那些有成熟理论来加持的指导性判例，这些新鲜出炉的判例显然更吸引眼球。

观察11：当二十世纪还剩下最后三分之一的时候，教授们热切地追捧起那些实践性极强的法律评注——无论其厚薄——而在二十世纪初，这还是教授们避之唯恐不及的；[82]在当时教授们的眼里，法律评注尚被视为“对法教义学而言最奇特的出版物”。[83]

法律评注的发展有目共睹，虽然Horst Dreiers撰写的基本法评注迄今仍是一部纯粹的教授评注，但人们却将其视为非典型评注而忽略了。[84]早在1942年，Schönkes的刑法典评注就已出版；二战之后，Baumbach评注中那些由实务工作者们撰写的条目大多数都是由教授们续写其再版时新增加的内容[85]（如Konrad Duden的商法典评注，由Klaus Hopt续写；自1951年以来由Afred Hueck撰写的有限责任公司法评注后来由其他几位教授续写；竞争法评注由Wolfgang Hefermehl撰写[86]）。贝克出版社（Beck-Verlag）通过小黄书系列为教授们撰写简要版评注创造了特别的形式（如Kopp的《行政法院法评注》《行政诉讼法评注》[87]; Jauernig的《民法典评注》；[88]Lackner/Kühl的《刑法典评注》；[89]Jarass/Pieroth的基本法评注[90]），教授们也想利用这种评注形式来服务于大学里的法学训练。[91]著名的《慕尼黑民法典评注》之所以声名鹊起，并非由于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书，而是归功于一位高校教师（后来成为该评注共同出版人的Säcker[92]）的创意，其最初的设想是要将其打造成一部纯粹由教授们编撰的评注。[93]行销甚广的Palandt评注，其成功则与两位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Uwe Diederichsen和Andreas Heldrich；现在是Karsten Thorn）长期参与撰写密不可分。

观察12：现代法律评注力图揭示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现行法，其实是制定法和司法裁判相融合的产物。因为评注聚焦成文法并对其做教义学上的讨论，梳理各种法律观点及其理由用以解释法律规范；[94]同时，法律评注在客观上会主动阐释法官在裁判文书中所形成的法官法。虽然评注有时候也会赞同一些法律观点对司法裁判提出的批评，但这类批评通常较为罕见，显属例外。对现行法的解释，即如何在法律实践中适用现行法，才是评注中穿越百年的主旋律。

形式上，法律评注展示了解释法律的结果，并特别突出法律的权威性。同时，它依靠众多的脚注，并通过括弧里的内容附加了很多的解说，说明它对法律的解释是依据诸多的法律文献和相关司法裁判的。不光法律文献，还包括司法判例，都为法律解释做出了贡献，虽然司法判例不是作为独立的法源，[95]但它们在评注中通过粗体印刷的形式呈现，有时候代表了一种权威的观点，或者是决定性的观点。[96]在规范具体化和法的续造的过程中，司法判例则是作为一种补充性法源出现的。[97]因此，评注作为一种“活化”现行法的形式，不仅要对成文法做出解释，而且还要结合司法判例来做出解释。至于先例判决能否构成法源，是否须对其法源性提出理论上的怀疑，法官法本身是否具备合法性，[98]这些问题是评注文本从来不会去关注的。[99]与此相对，其他学术文献的价值要低得多，即便是在《慕尼黑民法典评注》这样的大型评注中，文献的地位亦不能与判例相提并论——它们在评注中无法作为一种理论权威出场，而仅仅是为某种法律观点的成立提供支持。因此，对相关文献作全面发掘，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评注作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100]从评注使用者的视角来观察的话，大多数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根本性问题是：司法判例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法的适用状况？

观察13：二十世纪末，经过百年嬗变，法律共同体对于法律体系最具主流意识的想象，藉由法律评注得到了特别清晰的表达。法律评注用毫不伪饰的方式显示出，关于法律秩序的思考，法律人是如何理解指向这一秩序的那些重要信息的，他们从哪儿可以找到这些信息，何谓重要，何谓不那么重要，以及哪些表述接近特别的权威性。

下面这句话可以从双重意义上来理解：法律评注区分出了哪些文本的类型是重要甚至非常重要的，哪些法律问题还须做更进一步的讨论。在此，法律评注发挥了过滤器的特殊功能。当教科书出于教学上的考虑，有时候还要容忍一些争论并援引那些陈旧的典型判例，只因基本问题能够在其中得到全面的讨论并最终可以形成一个结论的时候，法律评注对司法判例的运用只想传递一个信息：相关的最新判例有哪些？“那些陈旧的判例资料已经被剔除在外。理论上所争论的那些问题，即便最终分出了伯仲，但倘若没有现实意义，原则上都不会在评注中提及。”[101]

观察14：法律人期望在评注中找到现行法的踪迹，即现行法在司法实践中是如何被应用的？评注因而对法律人有关法律的想象也会产生反向影响。评注藉由内容的布局和编排，给法律人关于法律秩序的想象“图景”镶嵌了自身的印记。法律评注不仅对于判例法在二十世纪的崛起，而且对于将实际运行的法律理解为成文法和判例法相融合的产物作出了贡献。[102]

观察15：自上世纪八十年来以来，大部头的教科书和和日益体系化的法学手册越来越边缘化；这种类型的主流著作已经难以为继。[103]在大学法律系学生所接受的法学训练中，它们的作用越来越多地被以教学为出发点的著述所取代，这些著述始终把它们的目标读者锁定在大学生身上。[104]

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研究越来越专业化，部门法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从而导致这些著作的撰写者后继无人，更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大学生读者的阅读行为或态度发生了变化。毋宁是在这种变化中，对往日荣光的抱残守缺[105]抑制了法律文献形式的破茧重生，[106]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法律人追求意义的信念正江河日下，来自法律体系内部推动法的续造的潜在力量也日渐衰微，而在更大范围内将法学领域予以整合乃至体系化的可能性亦成孤帆远影。[107]

深藏在这一变化背后的，是法律体系和法律科学之间日趋加大的分野及其在法律概念中的反映。[108]一方面人们难免会产生这样的怀疑：披上判例法的外衣却又可以被多层级体系肢解的当代法学，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会被在形式上与其关联最紧密的法体系所描摹和塑造？[109]另一方面，教授们也不再公开地表示怀疑，司法裁判作为最具活力的法的续造形式，已经取代了作为知识体系的法律科学（Wissenschaft）的地位。弗朗茨·维亚克尔（Franz Wieacker）在1970年将教义学描述为“独立于法律的、要求获得普遍性承认与辖制的”法学“话语和规则”，也就是法官们所理解的“现实行为的指南”，[110]按照Winfried Hassemer的观点，今天法教义学的任务在于，让法律评注“高度发达的诠释文化”向法官法敞开大门。[111]教授们也较少将他们的学术使命框定在发展教义学体系之上，以及用教义学法学的方法去推动法的续造。[112]他们更愿意以所属专业领域的学术专家来自我期许，以对现行法进行专业的、具有说服力的阐释，并追求细节上的日臻完善为其学术使命。

注释：

* 本文译自德国Mohr Siebeck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论文集《法律评注：一个国际性的比较》（Juristische Kommentare: Ein internationaler Vergleich），第25-44页。本文作者Nils Jansen系该书主编之一。本次翻译得到作者授权。

[1] N. Jansen, The Making of Legal Authority. Non-legislative Codification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2010, 113 ff.; ders., Methoden, Institutionen, Texte. Zur diskursiven Funktion und medialen Präsenz dogmatisierender Ordnungsvorstellungen und Deutungsmuster im normativen Diskurs, ZRG (germ.) 128 (2011), 1-71, 62 ff.;D. Kästl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Struktur, Funktion und Stellenwert juristischer Kommentare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2016, 169 f.[2] Jansen, Methoden, Institutionen, Texte (Fn.1), 55; H.-P. Haferkamp, Die Historische Rechtsschule, 2018, 206 ff. m. w. N.[3] 参见：Kästl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Fn.1), 62ff.[4] Kästl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Fn.1), 69ff., 215ff.[5] Kästl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Fn.1), 230ff.[6] G. Anschütz, Die 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vom 11. August 1919. Mit Einleitung und Erläuterungen, 1919.[7] H. Klinger,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Kommentar, 1960; A. Koehler,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1960; F.O.Kopp,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1974; ders, Verwaltungsverfassungsgesetz, 1976. 特别行政法的多样性使其评注自始只能由实践家们（相关政府部门里的官员们）来执笔撰写，但同样也要在再版时不断更新对最新司法判例的引用数据，参见：M. Stolleis, Geschichte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in Deutschland, Bd. 3: Staats- und Verwaltungsrechtswissenschaft in Republik und Diktatur 1914-1945, 1999, 205f.[8] Kästl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Fn.1).[9] 有关德国二十世纪法律评注的发展概览，还可参阅：D. Willoweit, Juristische Literatur des 20. Jahrhunderts, in:ders. (Hg.), Rechtswissenschaft und Rechtsliteratur im 20. Jahrhundert. Mit Beiträgen zur Geschichte des Verlages C.H.Beck, 2007, 3-61.[10] Anschütz, 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Fn.6).[11] Kästl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Fn.1), 72-76.[12] 参见：M. Stolleis, Zur Bedeut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 für die Dynamik der Rechtsordnung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in: S. Dauchy/J. Monballyu/A. Wijffels (Hg.), Auctoritates. Xenia R.C. Van Caenegem Oblata, 1997, 118-132, 124f.; C. Schönberger, Der „German Approach“. Die deutsche Staatsrechtslehre im Wissenschaftsvergleich, 2015, 19ff.[13] 比较：C. Crome, System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Bd. 1: Einleitung und Allgemeiner Teil, 1900, 58：“究其实，帝国民法的学术文献肇始于对《德国民法典》的评注。”[14] B. Windscheid, Lehrbuch des Pandektenrechts, Frankfurt, 1862 ff. (7. Aufl., 1891).[15] P. Laband, Das Staatsrecht des Deutschen Reiches, 4 Bde., Tübingen bzw. Freiburg, 1876-1882.[16] 比较：Kästl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Fn.1), 65, 75f., 232.[17] 普鲁士时期编纂的旧法典或者适用于莱茵地区的《法国民法典》，其在私法领域的相关讨论没有经历这样的转换，即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详情参阅：Jansen, Making Legal Authority (Fn.1), 45ff.[18] 参见：Jansen, Making Legal Authority (Fn.1), 45ff. m.w.N. 德国民法学者的争论观点以及在1896年艾森纳赫会议上形成的决议，参见：Kästl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Fn.1), 69f., 231.[19] 其中首先包括：K. Cosack, Lehrbuch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 2 Bde, Jena, 1898, 1900 (6. Aufl., 1913); Crome, System (Fn. 13), 4 Bde., 1900-1908 (这部著作在《德国民法典》颁行的早期非常重要，见：P. Oertemann, Civilistische Rundschau, Archiv für Bürgerliches Recht 22〔1903〕, 313-396, 331f.); F. Endemann, Lehrbuch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3. Und 4. Aufl., Berlin, 1898 (这本教科书显然有其他的定位，前期的版次学术性均较为平庸，而且是以提交给帝国议会的民法典草案为底本编写的，见: F. Endemann/C. Gareis,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Berlin, 1896); L. Enneccerus, Lehrbuch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3. Aufl. 1908; 4. Und 5 Aufl., 1909 (später fortgeführt von H. C. Nipperdey: Bd. 1: Einleitung, Allgemeiner Teil, 13. Aufl., 1931; und H. Lehmann: Bd. 2: Recht der Schuldverhältnisse, 11. Aufl., 1930); J. Kohler, Lehrbuch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1906-1915; A. Von Tuhr, Der 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 1910. 之后贝克出版社（Beck-Verlag）推出了大型的绿皮系列教科书; zum bürgerlichen Recht also K. 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d.1. Allgemeiner Teil, 1953; der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d.2 Besonderer Teil, 1956; ders., 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 1967, 部分教科书直到今天还在不断再版：K. Larenz/M. 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 11. Aufl., 2016; K. Larenz/C. –W. 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d.2. Besonderer Teil, 2. Halbbd., 1994. Vgl. auch den Überblick bei S. Hofer, Haarspalten, Wortklauben, Silbenstechen? – 100 Jahre Lehrbücher zum BGB: eine Lebensbilanz, Juristische Schulung 1999, 112-117. 在此不能不提及1979年以后Mohr Siebeck出版社推出的大型债法手册，这套教材试图使债法中（藉由法官法）“新增加的内容在债法体系中稳定化”。见: J. Gernhuber (der Herausgeber der Reihe), 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in: H. Lange, Schadensersatz, 1979, VI; bekannt geworden sind – neben dem Band zum Schadensersatz (3. Aufl. von G. Schiemann, 2003) – J. Gernhuber, Die Erfüllung und ihre Surrogate sowie das Erlöschen der Schuldverhältnisse aus anderen Gründen, 1983; ders,, Das Schuldverhältnis, 1989; U. Huber, Leistungsstörungen, 1999; P. W. Heermann, Geld und Geldgeschäfte, 2003; D. Reuter/M. Martinek, Ungerechtfertigte Bereicherung, 1983 (2. Aufl., 2016).[20] Oertmann, Civilistische Rundschau (Fn. 19), 325:“把握深层背景和一般性原则”; E. Rabel, Rezension: J. v.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GB, Rheinische Zeitschrift für Zivil- und Prozeßrecht 7 (1915), 508-515, 511: “服务于教学和学术进步的教科书” vs.“回答实务工作者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Crome, System I (Fn. 13), V f. (Vorwort) und näher 59: “与‘概览’截然相反，细节在评注中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要把握整个法体系”；“理解本质进而正确理解法律概念”；“大规模推动法的续造”；ähnlich Enneccerus, Lehrbuch (Fn. 19), Bd. I/1: Einleitung, Allgemeiner Teil, Vorwort; Kohler, Lehrbuch (Fn.19), Bd. 1: Allgemeiner Teil, 1906, 135ff.; P. Heck, Grundriß des Schuldrechts, 1929 (Nachdruck 1974), V ff. (Vorwort).[21] Kästle-Lamparter, Kommentare (Fn.1), 236f.[22] Kästle-Lamparter, Kommentare (Fn.1), 238 m. N.[23] M.Stenglein, Kommentar zur Strafprozessordnung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Nördlingen, 1885, III (Vorwort).[24] Crome, System I (Fn. 13), 59; Rabel, Rezension Staudinger (Fn. 20), 510:评注“并非划时代理论的发生地”，教义学上的重大创新理论通常首先是通过学术专著或者期刊文献面世的，然后才会在教科书中进一步体系化。[25] Kästl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Fn.13), 209-288; 对公法方面评注的评价参见：Stolleis, Geschichte III (Fn.7), 206.[26] 例如，针对《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的评注，对过错（故意和过失）问题的讨论，常常优先于在教义学上更为重要的受保护法益的构成要件和违法性问题。以“O. Warneyer,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2 Bde., 1903.”为例，在对第823条的评注中，其目次内容如下：一、故意，过失；第254条的适用。二、违法性损害；特别是由于不作为造成的违法性损害；违法性损害的排除。三、根据第1款受保护的法益。四、根据第2款的法律保护——第2款情形下的过错。……六、损害赔偿。由帝国法院委员会所编撰的评注存在同样的问题，参见：G. Hoffmann et al. (Hg.), Das Bürgerliche Gesetzbuch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Rechtsprechung des Reichsgerichts, Bd. 1, 1910, §823.[27] Kästl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Fn.1), 256f.[28] G. Planck (Hg.),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nebst Einführungsgesetz, Berlin, 1897 ff. 早在该评注第1版出版时,有关《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的评注便在法条内部形成了体系化的结构，而未按照法条原文逐句评注；其结构体现为：立法史（1.），而对第1款的评注包括“法益”（2.a）,“违法性”（2.b）,“故意和过错（2.c）”。[29] 首屈一指的是：F. –J. Säcker (Hg.),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1978-1983.[30]G. Brudermüller et al., Palandt.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mit Nebengesetzen, 79. Aufl., 2020. 该评注中第823条的评注体例一目了然，极具示范意义：首先讨论第1款的构成要件（没有拘泥于法条原文）：法益、违法性、过错、交往安全义务，然后讨论第2款的保护法，其目的是为了最终回到一系列被分散的特殊问题（如一般人格权、营业权、医师责任和产品责任）。相关问题，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都有涉及，不仅给出了判决理由，而且通过裁判年份的粗体字印刷强调其时间性。个别案例还会标注法院的审级，以表明其观点是否是终局性的。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问题，还会标注不同观点的代表性文献。[31] H. Staub, Kommentar zum Allgemeinen Deutschen Handelsgesetzbuch, 2. Aufl., Berlin, 1894, I (Vorrede zur 1. Aufl.): „wissenschaftlich und praktisch, kurz und vollständig“.[32] Willoweit, Juristische Literatur (Fn. 9), 23ff.[33] Warneyer, Kommentar (Fn.26), Vorwort, III: “在紧凑的行文中既要将全部的解释材料完全体现出来，又要彰显学术上的穿透力。”J. von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und dem Einführungsgesetze, 5. Und 6. Aufl., 1910, IX (aus dem Vorwort zur 3. Und 4. Aufl.): “对解释材料做学术上的分析和运用时要认真考虑司法实践的需要。”“P. Oertmann, Recht der Schuldverhältnisse, 3. Und 4. Aufl., 1910, IV (Vorwort zur 1. Aufl.): 作者在对这部新法的某个部分做学术化处理时，也会努力考虑到司法实践的需要。进一步的观点论证参见Staudinger法律评注的相关书评：Kästle-Lamparter, Kommentare (Fn.1), 254.[34] Kästle-Lamparter, Kommentare (Fn.1), 215ff., 217: “由实务工作者为实务工作者而写。”[35] Rabel, Rezension Staudinger (Fn.20), 512; Nachweise zum Selbstverständnis der Kommentarliteratur sogleich Fn.43.[36] N. Jansen, Recht und gesellschaftliche Differenzierung. Fünf Studien zur Genese des Rechts und seiner Wissenschaft, 2019, 37ff., 222ff.[37] Kästle-Lamparter, Kommentare (Fn.1), 282ff. 从《德国民法典》及其评注中可以看到，人们都冀望超越这个不幸已经被我们真实感知到的现状。[38] Jansen, Recht und gesellschaftliche Differenzierung (Fn. 36), 279ff.[39] Planck,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Fn. 28), Bd.1, III (Vorwort zur ersten Auflage). 所以，J. Kohlers在对该书第一版的书评中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责该评注对成文法中各个法条所依据的法理并不能给予清晰的阐释，参见：Juristisches Literaturblatt 14 (1902), 268-270, 269f.[40] Crome, System I (Fn. 13), 59 („wie jede Exegese“); ganz ähnlich K. Binding, Strafgesetzgebung, Strafjustiz und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in normalem Verhältnis zueinander,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1 (1881), 4-29, 22.[41] H. Staub, Juristische Rundschau, Deutsche Juristen-Zeitung 5 (1900), Sp. 409f. Vgl. auch E. Strohal, in: ders. (Hg.), Planck’s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nebst Einführungsgesetz, 4. Aufl., 1913-1930, Bd. 1, VII (Vorwort): Planck凭籍其法律评注成为这部新法律的第一位学术意义上的颁布者。[42] Cosack, Lehrbuch I (Fn. 19), III (Vorwort): “本书虽然也可用于法院、律师业务和公证等法律实务，但其首先不是为法律实务而撰写的，而首先是为了教学的目的，其目标读者是年轻的法律人、大学生以及通过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的候补文官，还有正在学习民法的人。”Endemann, Lehrbuch (Fn. 19), III (Vorwort); Enneccerus, Lehrbuch I/1 (Fn. 20), Vorwort: 本书像适用于法律的实际应用那样适用于法律学习，因为即便是法律实务工作者也应该将“法律体系的全貌”纳入自己的视野。Larenz, Schuldrecht Allgemeiner Teil (Fn.19), V (Vorwort): 教育学上和方法论上的关切是最为重要的。ders. Schuldrecht Besonderer Teil (Fn. 19), V (Vorwort): 本书写作目的要求对所用材料有所限制，以便读者“学习理解一般条款和特别条款相互交错的复杂关系”。ders., Allgemeiner Teil (Fn. 19), Vorwort: 本书将教学目标和学术训练的目的结合起来，向读者清晰展示民法的“内部体系”以及“构建私法体系的语境”。[43] Stenglein, Strafprozessordnung (Fn. 23), III (Vorwort): 世界并不是只由教师和学生组成，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做具体工作的人组成的。因此法律评注有其存在的必要性。G.Planck, in: ders.,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Fn.28), Bd.1, III (Vorwort zur ersten Auflage): 本书以法律评注的形式帮助人们更好地从实务的角度来理解民法典。A. Düringer/M. Hachenburg, Das Handelsgesetzbuch [...] auf der Grundlage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erläutert, Bd. 2, 1901, V (Vorwort): 作者在处理所收集到的材料时，从根本上要考虑到现实的需要。因为这些材料是商事交往和商事案件裁判中几乎每天都会遇到的。Reichsgerichtsräte-Kommentar I (Fn.26), VII (Vorwort): 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部对民法典的加工书，尤其考虑到实际操作的需要。[44] F. –J. Säcker, in: MüKo BGB (Fn.29), Bd. 1, VII (Vorwort): 慕尼黑民法典评注首先将自身定位为面向法律实务的评注。但在Horst Dreiers有关《基本法》的评注中（Grundgesetz: Kommentar, 1996）展现的是另外的观点，该评注作为一部纯粹由教授撰写的法律评注，并不以对标实务来框定自身；只要事实上显而易见地能在学术理论和宪法法院的裁判实践中取得某种平衡，便会以此作为标准来定位自己的读者群体。[45] 尤为著名的是Anschütz作为魏玛的帝国宪法最重要的评注撰写人（前注6）。而在Planck民法典评注中，其本人属于“最为博学”者（J.F.Hedemann, Zivilistische Rundschau 1908-1909, Archiv für Bürgerliches Recht 34 [1910], 115-208, 196）。法律评注最初并不是由教授撰写的（Planck本人是在年届65岁并已从事过法官、政府官员以及各式各样的法律委员会的委员等职业之后，才在哥廷根大学担任名誉教授的），W. Schubert, Planck, Gottlieb,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20 [2001], 496-497. 参与撰写Staudinger民法典评注第一卷的两位教授Loewenfeld和Riezler，前者还做过律师；其他卷则出自实务工作者。从第3、第4版开始，来自耶拿的律师Kuhlenbeck加入了作者队伍，而他在从事律师业务之前是在瑞士洛桑当大学教授。而一个由纯学者组成编撰团队的例外是Heymanns出版社出版的《德国民法典评注》：Oertmann：债法和（后来撰写）总则；Biermann：物权法；von Blume和Oper：家庭法；Frommhold: 继承法。在这部评注中，教授们每人负责对一整编的法条逐条撰写评注，而他们撰写的内容都可以署上自己的姓名作为独立作品出版。当Oertmann接手Gareis撰写第二版的总则时，第一版的内容几乎没有被延用，学术文献将其所写第二版内容称为第一版似乎更为恰切。Hedemann, loc. Cit., 197f. Für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ie ersten BGB-Kommentatoren H. Mohnhaupt, Die Kommentare zum BGB als Reflex der Rechtsprechung (1897-1914), in: U. Falk/H. Mohnhaupt (Hg.), Das Bürgerliche Gesetzbuch und seine Richter. Zur Reaktion der Rechtsprechung auf die Kodifikation des deutschen Privatrechts (1896-1914), 2000, 495-531, 507ff.[46] Kopp,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Fn. 7), V: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评注和《行政法院法》的评注一样首先服务于法律实务，即首先是为了政府公务员、律师和法官而撰写的。”类似的还有：H.D.Jarass/B. Pieroth, 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89, V (Vorwort). 像Anschütz 那样，从一开始就要求将评注写成一本教科书，纯属例外。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Fn.6), 5(Vorwort); ähnlich O. Jauernig,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1979, V(Vorwort).[47] 下列著作很明显属于这类情形：die BGB-Kommentare von F. Schollmeyer, Recht der Schuldverhältnisse, Allgemeiner Teil, 1900; und E. Hölder, Kommentar zum Allgemeinen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1900; dazu Willoweit, Juristische Literatur (Fn.9), 26f.[48] J. von Olshausen, Kommentar zum Strafgesetz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2. Bde., Berlin, 1880, 1883.[49] Justus von Olshausen是柏林地方法院的法官，Hermann Staub是律师，Adolf Baumbach担任上诉法庭审判委员会的主席。Zum Ganzen J. Thiessen, „Ein ungeahnter Erfolg“. Zur (Rezeptions-) Geschichte von Hermann Staubs Kommentaren, in: T. Henne/R. Schröder/J. Thiessen (Hg.), Anwalt- Kommentar-„Entdecker“. Festschrift für Hermann Staub zum 150. Geburtstag, 2006, 55-108, 59ff., 86 ff.; Käst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Fn.1), 73 ff., 224 ff.;Willoweit, Juristische Literatur (Fn.9), 28ff. “Baumbach简明法律评注”出版过程的精神领袖是犹太人出版商Otto Liebmann，在第三帝国时期，他的出版社被没收并归到了贝克出版社的名下。对此有分歧的观点参见：U. Wesel/H. D. Beck et al. (Hg.), 250 Jahre rechts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C. H. Beck 1763-2013, 131ff.; S. Rebenich, C. H. Beck 1763-2013. Der kulturwissenschaftliche Verlag und seine Geschichte, 2013, 368ff.[50] 阐明一个法条的基本法理——这种评注技艺特别为Olshausen所强调，见：Käst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Fn.1), 220 ff. 而现代评注的模范样本则是Staub强调内部结构体系化的ADHGB-Kommentar (Fn. 31) (1. Aufl., 1893); näher Kästle-Lampater, loc. cit., 71f., 224 ff. m.w. N.[51] Rabel, Rezension Staudinger (Fn. 20), 509: 《“主观性”的“恶意”》。早期曾将评注定性为是个性化知识对法学的一种贡献（so Willoweit, Juristische Literatur〔Fn.9〕, 26f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这种定位已经不合时宜。[52] 快速更新评注的版次被视为是Staudinger民法典评注的成功配方，参见：Kästl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Fn.1), 254f. 虽然Hedemann批评道，如果主流评注每两三年就重新再版一次，特别是内容上仅有细微的改动的话，那么评注使用人定会感到极其不满，参见：Zivilistische Rundschau (Fn.45), 195f. 但评注作者的更替甚或作者群体标注不详，却不会影响评注的使用。[53] 据笔者看到过的Beck, Mohr Siebeck和de Gruyter几家出版社的出版合同，都详细约定了作者的权利转让事宜和出版社所享有的权限。只要作者不能或者不愿再继续撰写评注，那么就要事先和他谈好，须将继续撰写评注的权利转让给第三人。退出的作者还将继续领取后续出版版次的稿酬，但他无法掌控其所撰写评注内容的随后命运，他也无权要求证明他是该评注的原作者。[54] Kästl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Fn.1), 242 在Planck和Staudinger民法典评注中，具体法条评注的作者只在前言中被提到其姓名；任何情况下，他们的姓名都不会出现在评注中，哪怕是页脚——如我们今天所常见的那样。在Planck评注中，到第4版中还在坚持他们的实践导向，尽管主编Strohal在导言中强调，“这是每一个编撰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表达的个人观点。”参见：Planck/Strohal (Fn.41), VII (Vorwort).[55] So etwa 1910 bei Oertmann, Schuldverhältnisse (Fn,33); 1910 im Staudinger (Fn. 33), bei Nachweisen aus dem Planck; 1923 in Warneyer, Kommentar (Fn. 26).[56] “Erman民法典评注”从1952年第1版开始就推行每个作者对自己的评注内容各负其责的制度，参见：W. Erman, Hand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1952, III (Vorwort). 与此相映衬的是，作者的姓名从一开始就标注在自己所写评注的页脚。“Palandt民法典评注”从1954年第12版开始将其撰写人的姓名标注在页眉。在由W. Siebert负责的“Soergel/Siebert”评注（包括民法典施行法和其他民事单行法的民法典评注）中，从1959年第9版开始标注作者姓名。与此相对的是，“Staudinger民法典评注”在第11版（1967年开始推出）的时候还拒绝在页眉或页脚标注作者姓名，直到第12版（1980年开始推出）才印上作者姓名。[57] Rabel, Rezension Staudinger (Fn.20), 512: „dem Gesetz folgende Anordnung des Stoffes.“[58] 这一点得到Staub的承认，参见：Juristische Rundschau (Fn.41), 410, 但他又争辩道，教科书作者的系统性比法的系统性更重要，请参考有关其方法的论述，见：Kästl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Fn.3), 226f.[59] Insoweit treffend Willoweit, Juristische Literatur (Fn.9), 18, allerdings mit verkürzender Gleichsetzung von Professionalität und Wissenschaftlichkeit.r[60] Statt aller G.F. Puchta, Lehrbuch der Pandekten, Leipzig, 1838（之后的多个版次是由A. F. Rudorff主编的）。Windscheid, Pandektenrecht (Fn. 14); Windscheid去世之后，这部著作便由T. Kipp续写，直至1906年。除了Windscheid撰写的内容保留不动以外，还增加了对一些新法的指引内容。[61] 特别重要的是：C.G. Wächter, Handbuch des im Königreiche Württemburg geltenden Privatrechts, 2 Bde. Stuttgart, 1842; H. Dernburg, Lehrbuch des Preußischen Privatrechts und der Privatrechtsnormen des Reichs, 3 Bde., Halle, 1871 ff. (4. Aufl., Halle, 1884 ff.).[62] Vgl. Willoweit, Juristische Literatur (Fn.9), 42ff.[63] Kohler, Lehrbuch I (Fn. 20), 136; ähnlich Crome, System I (Fn,13), V f.[64] Enneccerus, Lehrbuch I/1 (Fn. 20), Vorwort; Crome, System I (Fn. 13), 59[65] P. Heck, Begriffsbildung und Interessenjurisprudenz, 1932, 139ff., 142 f., 142f.; Larenz, Allgemeiner Teil (Fn.19), V (Vorwort); C. -W. Canaris, 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 2. Aufl., 1983, 35, 40 ff. Und passim; K. Larenz/C. –W. Canaris,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t, 3. Aufl., 1995, 302 ff. 该概念产生自十九世纪，参见：Haferkamp, Historische Rechtsschule (Fn.2), 189 m.w.N.[66] Endemann, Lehrbuch (Fn.19), III (Vorwort)写道：“通过详细介绍法律规范制定过程中的相关背景知识，使学习法律的人加深对新秩序的理解。”Kohler, Lehrbuch I (Fn.20), 135:“……正如不同的原则可以重新构成一个新的体系，它们相互制约但又被统领在更高的原则之下。”[67] Nachweise oben Fn.20 und insbesondere Kohler, Lehrbuch I (Fn.20), 135ff.: “法律既是一套知识体系，也是一门技艺。”在这本教科书里，Kohler不仅回溯了教义学体系的框架，而且用“化学隐喻和极富创造性想象的崇高目标”来评价早期鲁道夫·耶林对法学的科学规划。R.Jhering, Der Geist des rö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Teil I, 2. Aufl., Leipzig, 1866, 40; ders., Unsere Aufgabe, [Jherings] Jahrbücher für die Dogmatik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und deutschen Privatrechts 1 (1857), 1-52, 10. Zum Hintergrund näher N. Jansen/M. Reimann, Begriff und Zweck in der Jurisprudenz. Ein Geburtstagsblatt für Rudolf von Jhering, ZeuP 26 (2018), 91-129, 98, m.w.N.[68] Heck, Schuldrecht (Fn.20), 其前言写道：“方法论上的目的在于对法学方法的运用要能做到前后一致，逻辑自洽，我在谈论利益法学时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方法论而言，我们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概念法学’的后续影响余音不散，就对其学说所做的一般观察而言，对债法的体系化加工肯定要保持融贯性。”ähnlich ders., Grundriß des Sachenrechts, 1930, III ff.; siehe auchJ. Esser,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1949. 对于从纯粹的理论视角来看有所欠缺的论述，Heck和Esser从一开始就主张改换成小体字段落来印刷，使这些教学体系当中的基础知识也和教义学的轮廓一样明晰。[69] Cosack, Lehrbuch I (Fn.19), III (Vorwort).[70] Cosack, Lehrbuch I (Fn.19), IV (Vorwort).[71] Warneyer, Kommentar (Fn. 26).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应受保护的法益，其相关评注内容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这一点。已经设立的中小型工商企业，营业权已然成立，如遇侵权应受法律保护——帝国法院的相关判决对此已经做了释明，营业权则属于受保护权利清单上的一员。但下列论述则局限于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对于“侵害”（Eingriff）这一概念的表述：“如果一个行为的目的是直接反对一项营业活动的存续，导致这项营业客观上被阻止，或者其法律上的许可被撤销并被要求关张或者限制营业，那么，一项侵害（Verletzung）就成立了。违法性侵害的特征并不在于对营业的收入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在于对营业活动本身的侵害（司法裁判可以证明）。只间接损害营业活动的行为，比如……就不适用第823条加以规制（司法裁判可以证明）。从事某项工作的权利、对收益的期待、择业的自由都不属于第823条意义上的绝对性权利（司法裁判可以证明）。”[72] Planck民法典评注自第2版开始引用司法判例来证明其观点。[73] Staudinger (Fn.33). Staudinger民法典评注自第1版起就引用司法判例证明其观点，并会做一些加工处理。[74] Oertmann, Schuldverhältnisse (Fn.33), IV. 1899年第1版前言写道：“蕴藏着丰富的来自共同法法理学的宝藏。”但从1906年第2版开始，和《德国民法典》相关的司法判例也被纳入了评注撰写者的视野。[75] Reichsgerichtsräte-Kommentar I (Fn. 26), VII (Vorwort) 前言写道：“这本对《德国民法典》的加工书……将……关注的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也就是最高法院的判例……。尤其关注我们竭尽全力去搜集的那些最高法院的判决，包括未公开的判决。”Henne的主张并不恰当，他说：帝国法院委员会编撰的评注首先将这些判例的观点纳入体系化解释的中心地位，参见：T.Henne, Die Entscheidung des Gesetzeskommentars in Deutschland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in: D. Kästle/N. Jansen (Hg.), Kommentar in Recht und Religion, 2014, 317-329, 327. 虽然把司法判例放在主导地位是正确的，但Staudinger民法典评注的处理方式却有别于此；而且其评注并没有在Staub的意义上在体系化方面独树一帜，举例来说，对法条原文的随意一瞥都能看出《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层次分明的评注内容，而无须借助体系化的标准。[76] 在Planck民法典评注第1版中，丝毫找不到这样被特殊对待的司法判例。但从第3版和第4版开始，新加入的评注作者逐渐将帝国法院的判例作为权威性判例来对待；而对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以下受保护法益的问题，评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详见：Kästl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Fn.1), 262 ff.[77] Oertmann, Schuldverhältnisse (Fn. 33); vgl. Kästl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Fn.1), 262 ff. Oertmann用不惧引发争议的语气强调，只有判决的理由才是意义重大的；而法院作出判决本身，他并不想赋予其独立的意义，参见：loc. Cit., I (Vorwort zur 3. Und 4. Auflage). 这种立场在学术文献中享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参见：Hedemann, Zivilistische Rundschau (Fn.45), 198f.[78] Näher Kästl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Fn.1), 262 ff.[79] 我们可以在帝国法院委员会编撰的评注中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用完全诡辩的措辞来解释第823条（边码6）中有关交往安全注意义务：“在日常生活中，基于侵权行为产生的所有请求权，权利人因为在街道上或者住家中遭受不幸事故，其享有最宽泛的权利行使空间。在判例中已经发展起来的这些一般指导原则中，关于责任是这样表述的……”该评注对相关理由的阐释竟然没有援引任何法律上的规定。第823条（边码9）用类似的方式对待其他法。[80] A. Baumbach, Taschenausgabe der neuen Zivilprozeßordnung, 1924, III (Vorwort) 前言写道：“我必须满足于给出司法裁判多年来都承认是正确的并且已经确定的答案。”[81] Vgl. Baumbach, Zivilprozeßordnung (Fn. 80), III f. Baumbach原先还经常援引那些较老的、能够从根本上进行充分说理的判例；但由于司法裁判活动处在常规性的变化中，那些新鲜出炉的判决所提出的问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82] 比较上文“观察6”。[83] M. Jestaedt, Wissenschaft im Recht. Rechtsdogmatik im Wissenschaftsvergleich, JZ 2014, 1-12, 6.[84] Dreier, Grundgesetz (Fn. 44); 3. Aufl., 2018. Dreier发现他的读者在现实生活中也只有很小的一部分。[85]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由Wolfgang Lauterbach——一位柏林的法官，二战后又迁至汉堡——所撰写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评注，后来是由同样是汉堡法官的Jan Albers来续写的。直到今天，这部法律评注还是掌握在两位法官的手里（Peter Hartmann和Uwe Schmidt）。[86] 这部评注后来加入了两位在联邦最高法院任职的法官：Bornkamm和Jörn Feddersen。[87] Kopp,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Fn.7); ders.,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Fn.7) (1974 bzw. 1976).[88] Jauernig,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Fn. 46) (1979, mit P. Schlechtriem, R. Stürner, A. Teichmann und M. Vollkommer).[89] Ursprünglich E. Dreher/H. Maassen, Strafgesetzbuch mit Erläuterung und den wichtigsten Nebengesetzen, 1954. 该评注自1967年第4版开始由Karl Lachner 负责，自那以后便一直由教授负责撰写。[90] Jarass/Pieroth, Grundgesetz (Fn. 46).[91] Jauernig,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Fn. 46), V (Vorwort). 这个系列的其他评注作品一看就知道是为了培养法律候补文官而写的。[92] F. J. Säcker,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in: Willoweit, Rechtswissenschaft und Rechtsliteratur im 20. Jahrhundert (Fn.9), 405-417, 405 f.[93] Säcker, Münchener Kommentar (Fn. 92), 408.[94] Jansen, Making Legal Authority (Fn. 1), 124 ff.;Kästle-Lamparter, Kommentare (Fn. 1), 260.[95] Baumbach, Zivilprozeßordnung (Fn. 80), III“司法裁判多年来都承认是正确的并且已经确定的回答。”[96] 首先想到的事例是帝国法院委员会编撰的评注和Wayneyer编撰的评注（分别参见注释26）；自Baumbach, Zivilprozeßordnung（注释80）开始，简明法律评注通过粗体字印刷司法裁判集的出版年份和卷数来强调其所提及的判例；Beck出版社一直将这种做法延续至今；比较Palandt民法典评注（注释30）。在较大型的法律评注如《慕尼黑民法典评注》中，司法判例的信息相应地会放在脚注中提及，而不会在正文中特别强调。[97] 比较：Palandt/Sprau (Fn.30),§823, Rn.4:“C）身体健康。对自己身体享有的权利属于一般人格权中法律上比较定型的部分。受保护的利益是指人格中存在的和确定的、可以在心理状态感知到的范围内实现的那部分内容（BGHZ 124, 52）”（正常情况下是重点）。评注在此提及相关司法裁判的内容是为了解释法律原文（“身体”）。评注大多数情况下只引用最新的，也就是对当下的司法裁判仍有借鉴意义的判例，而较老的判例因为不再那么重要而会被过滤掉。[98] 长时间以来，主流观点认为，先例仅仅是一个“法律知识的来源”，没有规范上的意义；比较：Larenz/Canaris,Methodenlehre (Fn.65), 256: “最高法院的判决也不过是一个审级法院的判决，没有其他意味。”F.Bydlinski, 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 und Rechtsbegriff, 2.Aufl., 1999, 504f. 反对和先例挂钩的观点，详见：L. Kähler, Strukturen undd Methoden der Rechtsprechungsänderung, 2. Aufl., 2011, 311 ff., 394ff.[99] 全面的完整论述参见：M. Payandeh, Judikative Rechtserzeugung. Theorie, Dogmatik und Methodik der Wirkungen von Präjudizien, 2017.[100] 比较：有代表性的评注 Baumbach, Handelsgesetzbuch ohne Seerecht, 1932, V (Vorwort). 其前言写道：“评注作者的引证必须集中呈现在这本简明法律评注里。”Jarass/Pieroth, Grundgesetz(Fn.46), V(Vorwort).其前言写道：“以缩写的形式引注联邦宪法法院和其他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德国《基本法》的判例。与此相对，参考文献也是有选择地引用……”[101] MüKo BGB I/Säcker (Fn. 29), VII (Vorwort).[102] 这个话题要回到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前设条件才可能讨论清楚，参见：B. Stollberg-Rilinger, Des Kaisers alte Kleider. Verfassungsgerichte und Symbolsprache des Alten Reiches, 2008, 9 ff.; dies, ZRG (germ.) 127 (2010), 1-32, 5 ff.; grundlegend K. –S Rehberg, Institutionen als symbolische Ordnungen. Leitfragen und Grundkategorien zur Theorie und Analyse institutioneller Mechanismen, in: G. Göhler (Hg.), Die Eigenart der Institutionen. Zum Profil politischer Institutionentheorie, 1994, 47-84, besonders 58 ff.; ders., Weltpräsentanz und Verkörperung. Institutionelle Analyse und Symboltheorie – Eine Einführung in systematischer Absicht, in: G. Melville (Hg.), Institutionalität und Symbolisierung. Verstetigungen kultureller Ordnungsmutter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2001, 3-49; P. L. Berger/T. Luckmann, Die gesellschaftliche Konstruktion der Wirklichkeit. Eine Theorie der Wissenssoziologie, 22. Aufl., 2009, insbesondere 57 ff.; vgl. auch Jansen, Methoden, Institutionen, Texte (Fn.1), 57 ff.[103] Vgl. bereits N. Horn/H. Kötz/H.G. Leser, German Private and Commercial Law: An Introduction, 1982, 56 f.: “在过去的日子里，德国法学文献的辉煌是大部头的教科书，但评注在当今法律的大部分领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104] 新一代法学教科书的典型形式源自法学大课堂的讲稿，其中D. Looscheldeers的教科书在债法教学中广受推崇：Schuldrecht Allgemeiner Teil, 2003; Schuldrecht Besonderer Teil, 2007. 与其相仿，D. Medicus也在大学生群体中寻找他的目标读者——他们不仅要使用其民法教科书准备国家司法考试（最早始于1968年），还要使用其教科书学习债法。[105] 这种怀疑毫无疑问由来已久，比较：Esser, Schuldrecht (Fn. 68), VII (Vorwort), 其前言写道：“让它自我辩解吧，在合同泛滥的时代把债法的传统体系继续传承下去，借助各种类型的行政法干预或者联系去阻止自由的法律交往？在失序的现实中要构建什么样的体系——如果不是为了推动法律教学？”A. Wolf, Weiterentwicklung und Überarbeitung des Schuldrechts, Zeitschrift für Rechtspolitik 1978, 249-254, 249 f.: “债法法学文献充斥着听天由命的论调……债法的总体状态被视为不幸的一部分。”[106] 早在1994年，Canaris便富有先见之明地看到“一些流行的成见阻碍了大部头教科书的发展。”参见：Larenz/Canaris, Schuldrecht II/2 (Fn.19), VI (Vorwort).[107] 由Gernhuber主编的债法手册对这一发展过程做了全景式的介绍（前注19）。这本手册应该只涉及债法的部分内容，但也是以体系化的方式编写的。[108] Näher Jansen, Recht und gesellschaftliche Differenzierung (Fn. 36), 297 ff.[109] Theoretisch O. Lepsius, Kritik der Dogmatik, in: G. Kirchhof/S. Magen/K. Schneider (Hg.), Was weiß Dogmatik? Was leistet und wie steuert die Dogmatik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2012, 39-62, 54 ff.; M. Auer, Zum Erkenntnisziel der Rechtstheorie. Rechtsphilosophische Grundlagen multidisziplinärer Rechtswissenschaft, 2018, 64 f. Vgl. auch R. Stürner, Die Zivilrechtswissenschaft und ihre Methode – zu rechtsanwendungsbezogen und zu wenig grundlagenorientiert?, AcP 214 (2014), 7ß54, 22 f.; T. Lobinger, Perspektiven der Privatrechtsdogmatik am Beispiel des allgemeinen Gleichbehandlungsrechts, AcP 216 (2016), 28-106, 68. Aus der dogmatischen Literatur, Gernhuber, 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Fn. 19), 其前言写道：“在《德国民法典》第241-853条中几乎找不到当代债法的踪影。法官法以蓬勃的多样性恣肆生长，覆盖了法典中的债法规范。新的合同类型可以在法律交往中自由创设……；合同的缔结也没有完全按照《德国民法典》制定者们所设想的那样发生。上世纪初，主宰了债法教义学的基础理论，最终也没有坚守住……一切皆成过往。”[110] F. Wieacker, Zur praktischen Leistung der Rechtsdogmatik, in: Festschrift für Hans-Georg Gadamer, Bd. 2, 1970, 311-336, 319 f.; ähnlich auch J. Esser, Dogmatik zw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in: Festschrift für Ludwig Raiser, 1974, 517-539, 532 f.: „Denkzwänge“; R. Alexy, Die Idee einer prozeduralen 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 Rechtstheorie 1981, Beiheft 2, 177-188, 177. Ideologiekritisch deshalb U. Meyer-Cording, Kann der Jurist heute noch Dogmatiker sein?, 1973, insbesondere 32 ff.[111] W. Hassemer, Dogmatik zwischen Wissenschaft und richterlicher Pragmatik. Einführende Bemerkungen, in: Kirchhof/Magen/Schneider, Dogmatik (Fn. 109), 3-15, 8 f. Siehe auch M. Eifert, Zum Verhältnis von Dogmatik und pluralisierter Rechtswissenschaft, in: Kirchhof/Magen/Schneider, Dogmatik (Fn.109), 79-96, 83 f., 87 ff.: 与所谓观察法学迥然有别的是，司法裁判积极参与到了法教义学在造法过程中的活动。民法学原理首先都无疑自始至终地坚持了教义学传统中的以行动为导向的请求权思维，参见：Stürner, Zivilrechtswissenschaft (Fn.109), 10 ff.; 在Stürner看来，教义学“与民主立法过程存在紧张关系”（S.20） Nicht klar entschieden insbesondere C. Bumke, Rechtsdogmatik, 2017, 45, 48 ff.: „Rechtsanwendung und Rechtserzeugung“.[112] Ähnlich etwa F. Hartmann, Die Krise der universitären Juristenausbildung als Kris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Hamburger Rechtsnotizen 2015, 4-11, 9.